中国防洪六大病灶：填湖致“肾萎缩”，管廊不修堵“血管”……

6月30日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多轮次暴雨袭击。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多省份局部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汛情。

今年的大洪水汛情，早在数月前就被我国超级计算机预测，气象部门也早就发出了多次警告。然而，暴雨袭来，伤痕累累。截至7月8日，这次洪涝灾害已造11个省（区、市）的3100.8万人受灾，164人死亡，2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70.9亿元。

昔日的大汛重在江防，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和长江大堤的强力加固，灾害更多来自堤内，受灾地区受的是“内伤”。一场暴雨，就像将X光片浸入显影液，立即显影出我国防洪体系隐藏已久的六大病灶。

7月8日，武汉三环内野芷湖大桥边，一家之前曾被媒体曝光的填湖违建饭店被洪水淹得只露出了屋顶。牛牛/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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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萎缩”：填湖造地

对于家住武汉市南湖花园的严先生来说，几天来，上班出行的尴尬让他终生难忘。想要走出南湖片区拐角的渍水处，他必须和一群人一起挤在一辆铲车铲斗上，才能慢慢被挪到马路另一边。

7月5日，大暴雨，水淹江城，武汉市出现百余处渍水，交通瘫痪，全城停工停课，而南湖地区受灾严重。7日，南湖所在的洪山区政府救援指挥人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南湖周边共有20个社区被渍水围困，一度停电停气，渍水最深的南湖雅园小区，有的地方水深1.8米左右。

市内湖泊的萎缩，被公认是导致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湖泊和湿地起着容留回旋积水的重要作用，湖泊是“城市之肾”，是城市的生命之源。据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胡茂川、张兴奇的研究，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积增加，原本可以地面渗透的水量大大减少，大部分雨水转化为地表径流”，城市地表的渗水程度要锐减数倍。

在武汉，湖泊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指出，武汉和其他城市不同，现在长江的水位已经高于武汉城市的水位，武汉城市的洪水没有办法自然往长江里排，下了大雨，武汉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洪，所以，湖泊这样的蓄水空间十分重要。

武汉水系发达，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袋子”“百湖之城”之称，“但是，现在武汉湖泊已经没有办法起到调节作用了，为了城市建设，当地填了许多湖来造地”。

武汉北洋桥2000年卫星图。

武汉北洋桥2016年卫星图。

上世纪50年代初，武汉市主要城区内，共有大小湖泊127个。现在，中心城区仅剩下40个湖泊。

武汉市一位城建官员介绍，湖泊变少，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人口增长迅速，为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大兴“以粮为纲”运动，大片湖区与湿地被填占。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建迅猛扩张，填湖造地增多，城内湖区填上后，大批商品房在其上拔地而起。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卢新海教授与曾忠平博士，曾作过专题调查和研究分析：从1991年到2002年，11年间，武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剧减少38.67平方公里。失去的湖面难以恢复往日景观，而与此相对应，截至2014年年底，武汉市城市建设总面积从1986年的22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527平方公里。

为此，武汉民众不乏抗争。2015年11月24日，39名武汉市民起诉武汉市水务局，指其不作为、监管不力，造成沙湖北岸被填湖。沙湖曾是武汉市区内环线内最大的湖泊，2005年沙湖水面面积断崖式锐减，仅剩0.032平方公里。2016年3月，法院一审判决，责令市水务局在60日内，对淤泥填湖问题继续履行调查和处理职责。

官方也不乏反省。2013年，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直言：“如果绿线、湖泊不保护，以后我们连眼泪都将哭不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终将带来‘大城市病’。”

《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和《武汉市第三批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先后出台，将166个湖泊列入保护名录，从此武汉的湖泊没有再少一个，截至2015年2月，水域面积比2005年还增加了88平方公里。

然而，这种醒悟来得有点晚了。此次，武汉的暴雨洪涝再次让人痛心地看到，“肾脏”萎缩带给城市的灾难后果。事实上，不仅在武汉，这轮暴雨给湖南岳阳、江苏南京、安徽安庆等70多个城市都造成内涝。正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所指出那样，城市发展不能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随意改变城市原有生态环境，要在护湖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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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管廊建设欠账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近些年，每逢暴雨，一些城市便要“看海”，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怀疑起这颗“良心”。

2015年，国家防总做过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地，全国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达234座。其中许多城市是因为排水系统不给力。

武汉市防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强降雨中，6日，全市中心城区渍水点高峰时段达162处。连续几天来，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九华一直在南湖、汤逊湖等区域指挥排渍。截至8日晚间的数据，市中心剩余的10处渍水点，基本集中在上述区域。

为何这些地方受灾最为严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项九华介绍说，包括南湖、汤逊湖等6大湖泊在内的汤逊湖水系，面积达420平方公里，跨4个行政区。该水系主要通过20公里长的巡司河、青菱河通道，汇聚至江边的汤逊湖泵站排江。但如此重要的泵站，其排水能力不足150立方米/秒。

“排水面积大、路程远，排江出口单一，这个排水系统抗灾能力与现实需求有差距。”项久华说，该系统抽排能力只能应付一般降水。

胡茂川、张兴奇两位学者认为，长江沿线许多城市，都有低于长江水面的低洼地，“地势低洼，区域内雨水无法自排入河，要通过管道收集后由水泵抽排，使得这些区域排水系统压力很大。当雨水量超过泵站排水能力时就会发生内涝。”

尽管武汉等城市努力了多年，但每逢暴雨就发生渍水，政府的努力有点西西弗斯式悲壮。

2011年，时任武汉市水务局组成员、副局长、市防汛办副主任王洪胜，因对全市防汛排渍工作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被免职。

2013年，武汉市电视问政现场，一名汉阳居民将一双雨靴，送给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并追问，“水务局长是否知道社区渍水的痛苦？”面露尴尬的左绍斌接过雨靴说，全市排水系统还存在很大问题，水务部门会继续努力。

此后，有关方面确实采取了“雷霆”行动：先是启动“排水设施建设攻坚行动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总投资超过130亿元；接着又出台“排涝、治污、供水两年决战行动计划”，要求全面提高全市排水防涝能力。2015年，武汉入选首批“海绵城市”试点，中央直接投资15亿元，武汉市配套投入102亿元，雄心勃勃地要探索治理渍水新模式。

今年，“减少城市渍水”写进了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10件实事，但暴雨来时，武汉还是“失守”了。

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遂庆教授看来，首先，以前，国家的管网设计标准偏低，城市标准是防一年（甚至一年以下）一遇暴雨的排水标准。2014年，行业主管部门将城市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提高到防三年一遇暴雨标准，但现在恶劣天气越来越多，这一标准也显得有些低了。

其次，许多城市也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在一些城市的执政者看来，地上业绩看得见，地下管廊看不见，只要不出事，能拖就拖。即便同是地下网线，地下空间也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

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就是地下管廊建设欠账严重，渍水难题积重难返。据项九华介绍，武汉市部分排水管网建于1949年前，管径普遍偏小。城市发展了，高楼越来越多，硬化面积增多，排水难度加大，这些排水管网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部分解放后按早期标准建设的管网、泵站等，目前来看，排水能力也难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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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血管堵塞”：支流投入阙如

7月5日4时30分，湖北省阳新军垦农场河头屋村堤防突然溃口，3米宽的口子，一个半小时后，增至13米，原本被田埂隔开的3600亩农田和300亩精养鱼池瞬间成为泽国，110间民房进水，1700余群众受灾。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奋战，溃口终于成功合龙。阳新县富河下游防汛指挥长华黄河喘着气说，从4日开始，这个流域已先后发生大大小小险情近100起。

武汉市水务局2014年的一份报告，早将问题摆上了桌面：武汉市现有8条主要连江支流，1998年以来除了对部分连江支堤回水堤段进行局部加固以外，近三分之二的支流河堤失修，每遇超警戒水位，管涌、渗漏等险情频发。

针对今年洪水溃坝伤亡，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陈敏表示：“目前，溃坝主要发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这也是我们防洪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这就像人的供血系统畸形，虽然主动脉已很牢固，毛细血管却很脆弱，一碰就破。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程晓陶看来，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近年来下力很大，问题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投入情况则千差万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小河流，近年基本没有投入，还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本儿。

安徽省桐城市是此次洪灾重灾区之一，汛情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早在6年前，这里也遭受了一次特大暴雨袭击，长江支流大沙河干堤出现多处坍塌溃破。安庆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晓阳当时曾对媒体诉苦说，和长江众多的中小支流一样，大沙河没有被列入国家长江治理工程中，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财力不足，这条河流几乎没有基本建设项目，日常维护加固工作投入很少，所以受灾严重。

6年过去，大沙河在暴雨下依然险情不断，大堤四处渗水，大小管涌几十处，抗洪部队白天黑夜连轴转，严防死守，仍有村庄被淹，数万群众连夜转移。

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防洪能力的消弱，与经济社会的变化有关。他介绍，因为国家是分级来管理水利工程的，中小河流一般都归市县镇村管，越是局部的支流，涉及范围越小，守护任务也更多地落到了涉及的镇村身上。

按照历史传统，农村中小河流都由农民义务投工投劳，冬修春修来维护的。以前农村出多少工、多少力，都有自治制度，大家都知道这是保自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了，以前的制度就很难执行了。2003年以来，农村实行一事一议，修路、通电、通水等与全村公益事业有关的事儿凑钱解决，大家凑钱更倾向于投在每天都用的基础设施上，如通路通电话，加固堤防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可以侥幸过关的事情，因为洪水是不确定的，所以大都不愿投入。

程晓陶说，针对这个变化，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出台了中小河流治理计划并进行了一定资金投入。但我国面积在100平方公里面积以上的河流有5万余条，即使一条河流投300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在武汉大学河流工程系教授张小峰看来，即便国家财力充足，中小河流的防洪也要讲求效益，“一条河覆盖500亩农田，和它覆盖相同数量的城市建筑面积，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途经农业地区的河流，如果防洪标准设计过高，经济上会“划不来”。事实上，根据国家防洪标准，我国堤防工程通常被划分为5个等级，一级堤防等级最高，长江武汉段即在此列，而众多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则低得多，对应的投入要求也就少得多。

那么，“血管老化”的顽疾是不是就没治了？“当然不是。”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到3点：首先，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解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并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第三，对山区河流进行风险区划，设立红线与黄线，红线内为5~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通道，要避免盖房子，红、黄线之间，允许盖房子，但是需要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暴雨显影，病灶显形。很多专家和沿江省份干部发现，在持续高强度大开发之后，长江流域特别是支流涉水工程多如牛毛，一些电站改变了河流形态和径流基本特征。“长江流域以水为本，‘小’‘微’水电站退出，水库联合调度，摆脱坝锁江河困局。”程晓陶说，唯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血管”才能消堵，长江干支流才能重新“健康欢快地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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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肿瘤”：沿江违建野蛮生长

在万里长江重庆段上游50公里处，弯曲的江流形成了一个“几”字型，江津城就在这江水环抱的“几”江半岛上。由于地势特殊，历史上这里曾是洪水重灾区。

江津被纳入重庆辖区的大城市建设后，当地政府决定在半岛东部造新城，重庆渝西半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西半岛公司”）负责修建全长5050米的长江江津东段防洪堤工程，并负责防洪堤后方土地的综合整治开发。2010年，一家地方报纸接到举报称，渝西半岛公司开发的“云鼎500里”等楼盘涉嫌侵占长江河道，违规“造地”。

据当时的报道，渝西半岛公司承建的工程违规侵占河道面积达130余亩。重庆市水利局河道管理处处长陈俊文告知媒体，这是该公司违法占用的，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批复里，没有准许渝西半岛公司占用河道。“江津区水利部门不是不知道此事，也不是没有管——管了，但管不住！”陈俊文无奈地说，工程的监理单位也对占用河道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但同样制止无效。

“在江堤外建房，可能会导致影响泄洪，一旦洪水来临，如果江边有违规建筑物，就会对洪水下泄产生阻挡。”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洪水下泄速度减缓，会抬高水位，而高水位巨大的压强对于防洪大堤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国《防洪法》《水利法》都有“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的明确规定，私自违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

然而，近些年来，沿江违规建筑却屡禁不止，生生不息。在各种河道、大堤、水库等一些“风口浪尖”的位置上，五花八门的风光带、水景房、别墅群野蛮生长。

重庆江津，江水环抱的“几”江半岛上如今楼盘林立。图为2015年卫星图。

就在此次洪水来临前夕，《华商报》记者分路采访防洪准备，在甘峪河河道内竟发现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度假村，众多建筑直接建在水道河面上。据报道，该度假村已建成5年，防汛部门一年两次通知整改均无效。去年，水利、河道、工商、旅游等部门联合执法，仍未能解决问题，该度假村已成当地著名的钉子户。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认为，这些违规建筑背后往往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它们一般都是商业建筑，无论是江景房还是观光别墅，‘亲水牌’都是市场需求旺盛的卖点，房价也比同类商品房高出许多。”秦天宝说。

沿江违建就像长在水道上的毒瘤，危害很大，但割起来很难很疼。“其中也可能存在腐败的利益链条，涉河道建筑物的审批有一系列流程，需要通过规划、建筑、水利等多家部门的审批把关。”秦天宝说：“事实上，从已经暴露的案例来看，一些审批的背后，确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腐败现象。”

秦天宝同时表示，毒瘤难除，也与相关法律不完善有关，《防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水利法》也只是把罚款最高额度提高到10万元。秦天宝表示，这种处罚力度难以形成震慑。

秦天宝呼吁：“全国人大应该及时启动防洪水利执法大检查，对于违建限期拆除，并从严处罚违法单位和个人；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腐败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一些长期存在的建筑物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也可能与当地政府的默许有关。“地方政府是当地房地产发展的利益悠关方，这类建筑因此治理起来更难，阻力很大。”李长安说，“十多年前，我曾参与过一次行动，后来是向人大提交了议案，才最终推动长江某处江滩的高大违规建筑群被炸毁破除。”

这样的案例毕竟不可复制。尽管当年的新闻报道很轰动，但6年过去，江津东部新城“云鼎500里”等楼盘迄今屹立。在今年洪灾的重灾名单里，江津也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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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老化”：小水库危若累卵

方华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这名大别山区的乡镇干部不断应对着各种险情：山体滑坡、交通受阻、断电断网，但对于方华来说，每天夜里最让他不能安神的则是镇头附近的水库，“那是顶在头上的一池水呀！”

这座水库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农田水利大建设时代建成的，此后偶尔有些小的修补，但一直没有集中治理，现在已是险情四伏。“近年来，水库承包给个人后，政府管得就不多了，偶尔巡查发现问题提出来，最后还是要看承包人是否会执行。”方华说，“都是包一年算一年的心态，自己投入肯定先算经济账。”

与中小河流问题频发一样，中小病险水库是我国目前防汛工作中又一隐患集中区。基层水利专家指出，小水库已经成为我国防洪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和最大的安全隐患。

水利部总规划师兼规划计划司司长周学文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8.6万多座水库，其中小型水库有8.2万多座。这些水库大部分都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建的，经过几十年的运行，现在大批水库成了病险水库。

“通过对各省病险水库的调查发现，40%的水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很多未除险加固的水库基本都是带病运行，有的已经变为空库、死库，旱季不蓄水，汛期老出险，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三门峡库区建设工程局王智军曾这样发出警告。

这位经验丰富的水库专家分析说：首先，我国大部分的小型水库均建于20世纪50~70年代,当时条件有限，很多未进行充分勘测、分析、认证，施工水平也不高，导致小型水库先天不足；二是养护经费不足，维修不到位，大部分水库坝体、溢洪道等工程主体出现损毁，有些水库承包给了个人，过度经营缩短了水库寿命；三是大多数病险水库属于超期服役，大多运行30～50年，多数工程老化严重,这也是小水库出现病险的主要成因之一。

病险水库问题在近30多年变得日益突出。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下普遍重视农村水利设施的兴建。当时，不仅集中修建了一大批水库，对一些重要的水渠和水库水塘也不时组织人员进行清污、疏通、整饬，当时虽然财力物力紧张，但每家每户做得都很扎实。随着农村实行承包经营后，村民各种各的地、各管各的田，很多小水库和山塘作为集体水利设施，疏于管理，年久失修，堤坝斜坡上杂草丛生，容易出现蛇洞蚁穴多、涵管老化、坝体渗漏、放水渠漏水、下游渠道淤塞等现象。

 “其实，2006年以后，中央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并且年均增长接近50%。各地财政部门也积极筹措配套资金，资金到位率达89%，算是地方资金落实最好的项目之一了。”水利部灌溉排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仰斌分析称，但是政府投入再大也解决不了8万座小水库的维护整治问题，目前的现状是由农民来管，国家进行监管，机制还是有一些问题。

湖北省湖泊局副局长熊春茂说，湖北不是没有作为，“十二五”期间全省对4000多座小型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但是全省仍有1100多座水库带病运行，尚未被列入规划实施除险加固。

越是偏远，整治越难。江西省都昌县水务局工会主席陈永林告诉记者，都昌县1万立方米以上、10万立方米以下的山塘，有2200多座，1万立方米以下的数量就更多了。

当地水利部门的工作难度也超乎想象。例如，加固堤坝需要大量质量好的黏土，可因为农村土地都已经承包到户，想协调到高品质黏土很难。“起土要给钱，价格低了还不行，这个水库国家投资很少，很多工程没有预算这个钱呀！” 陈永林说，“至于水利设施的‘毛细血管’，也就是延伸到田间地头的水渠，其清淤、维护更成了一大难题。”

“这些财政顾不上的小水库，大多位于山区河流上游地势较高处，点多面广交通不便。”熊春茂说，“一旦遭受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发生漫坝、垮坝等重大灾情。它们就像‘高悬头顶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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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末梢麻痹”：废弃的小水利

6月，汛期即将到来，在安徽省怀远县，一座排灌站的命运引人关注。

近日，常坟镇永西村村民常乃顺向《安徽日报》反映，当地汤渔湖排灌站从2009年建成以来，一直没有发挥作用，既不能抗旱，也不排涝。“不管遇到雨涝或是天旱，这个排灌站也不开，影响农业生产。去年秋天下大雨，周边上千亩良田泡在水里急需排涝，找排灌站管理人员，找到人也不开机器，说是村民欠缴水费，所以不开闸，最后找到镇领导，才算勉强开机排涝。”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郝亚光对中部某省20个市的756个水管员、910个村庄进行了长期跟踪观察。他的调查显示，超过5成农户认为水利设施没有得到维修和改善，少部分农户认为农村水利设施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

尽管承担着防汛抗旱水利工程维护管理的水利站，在这个调查结果面前颇显尴尬，但也事出有因。在近年的乡镇机构改革中，“七站八所”中“七站”之一的水利站，在部分乡镇已经被撤销，在有的乡镇虽然还未被撤销但管理关系含混不清，让其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在湘潭市委党校教师楚国良看来，水利站的状况折射了水利发展思路上的误区。近年来，国际上流行一种“世界银行共识”，认为私有化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的有效方式，这种观点认为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而公共资源（比如水资源）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可竞争、可排他、可转让的特殊商品，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市场就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摆脱目前面临的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困境。

但是十几年的探索之后，人们发现“世界银行共识”并没有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带来光明前景，反而出现很大的困境，诸如社会力量无力承担高额的建设和管理费用，国家资金的撤出加速了资金链的断裂，使得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停滞不前；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私营化加大了人们获得公共服务机会的不平等，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损害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的利益，甚至引起社会动荡等。

我国水利部门改革也一度受到“世界银行共识”影响，楚国良说，片面地进行“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很多水利设施被承包给私人，周围的农户用水成了问题，有些水利设施被变为他用，本来用于农业排水灌溉的，现在却成了一种旅游开发。

近年来，我国财政在兴修水利上投入很大，但是为何却效果不彰呢？据了解，在全国许多地方，水利设施的建设是由水务、农业、国土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但在修建完成后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除了水库和干渠归水务部门负责外，支渠及以下级别渠道的管理维护都会移交给乡镇或者村里直接负责。

由于多数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很多村庄出现了空心化，农业劳动力缺乏。留在村子里的主要是妇女和老人，要组织人员义务维护渠道非常困难。

中央电视台记者曾跟海口市灵山镇林昌村村支书陈士旧有如下对话：

“没有劳力，为什么不支付报酬找人来维护呢？”

“因为我们村就没有收益，就没有钱，没办法叫群众来搞。”

集体经济的衰落，使许多地方村组没有资金来组织人力维护渠道，因为没有效益，私人也不愿来承包，国家水利投入的许多效果失效在最后一公里。

在南湖村，三层楼高的排灌站内，电闸等设备全部锈蚀，无法扳动。排灌站的下面两层是闸板和启动设备，一看就知道多年没用过，已布满了锈迹。排灌站的窗户玻璃基本破碎，靠近排灌站的小型变电所内，电线断了，机器生锈，还有村民把这里当作菜园，种上了各种蔬菜。 

据了解，该排灌站是1992年建成的，只用过一两次，20多年来几乎是废弃了。一位村民说：“当初建的时候，花费100多万元，然而使用的少，更谈不上维修管护。村民们说，真不知道当年建这么好的排灌站干啥，一点作用都没发挥。”

1个月以后，一场特大暴雨就突然袭来。